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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波:从公益团体到宗教团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黄海波 时间:2009-02-17 Tag: 点击:
从公益团体到宗教团体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
 
 
(本文与李向平教授合作,发表于陶飞亚主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内容摘要:国内为数不多的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大多忽略了建国后女青年会团体性质的根本性变化,即从一个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社会公益团体,逐步转变为基督教内部的宗教团体,而这正是理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女青年会活动状况和最终命运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女青年会的团体性质就被界定为宗教团体,其后通过组织结构的调整、同教会关系的改善、服务对象的变化以及各项事工的内部化,最终在六十年代初完成向宗教团体的转型。除了国家有意识的政策引导以及宏观政治环境的变化外,建国初期的城市社会重组以及总体性社会的逐步确立,对女青年会团体性质的变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团体性质的变化,一方面使女青年会活动空间缩减,另一方面也使女青年会能够在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总体性社会中维持其独立存在。本文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对女青年会团体性质的转变过程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初步分析。
关键词:基督教女青年会,公益团体,宗教团体,转型
 
 
From Commonweal Association To Religion Organization
----- Shanghai YWCA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abstract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activity and the final fate of YWCA of China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is the process how YWCA changed to a religion organization inside the Christianity from a commonweal association which had the color of Christianity, but few of scholars in the research of YWCA notices the ultimate conversion .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the characteristic of YWCA was defined as religion organization . It finally became a true religion organiz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60s after the adjustment for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urch ,the change of service target, and the inwardnization of its services. Except the guidance by national policy intentionally and the influence of macro political atmosphere,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s for the change of characteristic of YWCA that the process of reorganization of urban socie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society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change of YWCA’s characteristic not only decreased its activety room,but also maintained its independent existence in such general society which state and society are highly integrative .This thesis show the process based on the files of Shanghai YWCA during this period.
Key words: YWCA, commonweal association,religion organization,change
 
 
 
在国内为数不多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中,1949年以前的活动是考察的重点,也有少量研究涉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青年会恢复以来的活动情况。而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爆发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女青年会的生存与活动状态,很少有人关注。个别对男、女青年会的历史作总体性评述的研究,对这一时期女青年会的活动有一些比较全面但同时也相对比较简略的描绘。[1]但总体上,现有的研究大都把女青年会视为具有稳定之社团属性的组织,认为变化的只是宏观政治-社会环境,并因此影响了女青年会的活动内容、活动空间与频率。本文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以下简称女青年会)为个案,试图说明,女青年会在建国后从一个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社会公益团体转变为基督教内部的宗教团体,这是理解女青年会在建国初期近二十年里活动情况的关键。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女青年会生存状态的深刻影响,是通过女青年会自身团体性质的变化这一中介而发生作用的;团体性质的根本性转向,是女青年会适应环境变化的结果,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试图融入新社会的策略选择。
 
一、从宗教团体到公益团体:1949年以前的女青年会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自19世纪末成立后,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经从创办初联谊性质的上层女基督徒的宗教团体,发展成为以世俗社会公益服务为主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妇女团体。虽然女青年会的会名、宗旨、会训、领导层的基督徒背景及其部分宗教性质的活动无不强烈地显示出它的基督教色彩,但女青年会本身并非宗教团体。[2] 这里,涉及到对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的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组织在社会中运作,必须有效地暲显其“组织身份(organizational identity)”,组织身份是使特定组织同其它组织区别开来的“识别系统”,它决定了组织的目标、结构、组织成员的认同、组织的行动模式、运作逻辑与活动领域等等。研究表明,现实中的组织通常具有多重身份,造成身份的模糊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需求;同时,组织身份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但在这些身份中总有一个是最为核心的,当抽离这一身份时,组织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或是必须变更自身的目标和行动模式,以符合另一种组织身份的要求。组织身份在此可以近似地理解为组织的性质。[3]
从组织身份(性质)的视角看,女青年会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从单纯宗教团体向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社会公益团体转型的过程。女青年会在清末初建时,主要为上层妇女提供教会正式宗教活动以外的宗教服务,“前来参加活动的大多是晚清官僚、买办和教会领袖的家属,活动内容主要是查经、讲道、办主日学等。”[4]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由于此阶段中国妇女仍然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纲常礼教的束缚下,女性的活动主要局限在家庭范围内,所以,女青年会大规模地介入社会公共生活的条件还没有具备。
民初妇女解放思潮的勃兴,为女青年会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单纯的宗教服务走向全方位的社会服务提供了契机。女青年会在提倡男女平等、反緾足、纳妾、蓄婢、禁烟、讲究妇婴卫生方面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5]当然,此时女青年会虽然在公共舆论领域十分活跃,但这些宣传舆论方面的活动,同一般宗教团体基于其宗教理念而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并无太大的差别,女青年会自已的会史上也承认这一时期“着重宣扬基督信仰”,[6]几乎就是一个传教机构了。但此阶段在女青年会发展史上的意义十分重要,它使女青年会逐步从宗教团体经由宣传、舆论活动转向实际的社会行动,其宗教色彩在公开的活动中开始逐步淡化。这一时期女青年会除了在基督教妇女中开办一些圣经班等与宗教直接相关的工作外,一些在日后成为女青年会主要事工的社会服务项目也开始着手进行,如组织学校青年会,训练妇女领袖与救护人才,倡导妇女体育,开办女子寄宿舍,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等等。[7]虽然这些活动的规模在当时都不大,但着实锻炼了一批女青年会的组织与活动骨干。然而,虽然已经出现了若干社会服务的事工,但女青年会在民初以宗教团体的身份出现是确定无疑的。
把民初女青年会界定为“宗教团体”而非其后所称的具有“宗教性质”或“宗教色彩”的社会团体,符合女青年会在中国的早期历史。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宗教团体指由那些分享共同宗教信仰、具有共同行为模式的信徒,通过共同参与的宗教活动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信徒共同体。[8]虽然宗教团体均会组织一些社会服务和慈善活动,但宗教团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处理各种与其信仰有着直接关系的事务。[9]宗教团体主要是为了满足信徒的宗教生活需要,向信徒提供各种宗教产品,而信仰以外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其根本出发点也是为了传播信仰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履践其信仰而对世俗社会生活的介入。宗教团体除了以完整的神职人员系统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正式宗教组织外,还包括由信徒自已按照世俗社团组织模式建立的团体。后一类宗教团体除了信徒个人灵修外,主要从事一些阐扬教义等的文化工作。这一类团体在民国时有一些较有影响。如清真学社,专在研究学术,阐明教理,以研究所得公布于宗教界;北京佛化新青年会,提倡农禅、工禅,革新佛教,等等(刘健清,1998:231、323 )。但无论何种类型的宗教团体,它们都必然从事与其信仰直接相关的活动。因此,虽然有关女青年会初期活动的资料甚少,但可以认定,女青年会的早期性质,无疑就是一个由信徒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
从活动内容上看,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早期主要是对青年实施个别的宗教和道德教育。进入20世纪后,从对个别青年施加影响而逐渐扩大到对整个社会推行改良主义,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陈秀萍,1989:9)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团体性质的根本性变化。就女青年会而言,从20年代开始,它逐步从宗教团体向公益团体转型。1923年10月和1928年7月,女青年会分别召开了第一、第二次全国大会。两次大会通过的两个宗旨清晰的表明了女青年会团体性质转变的轨迹。社会团体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活动空间、资源获取能力以及社会对它的认同程度,对社会团体的存续至关重要。
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过的宗旨是:联络,建设,及发展中国各地之女青年会,并与世界各地女青年会协力工作,以促进女子德智体群四育之兴趣,俾得协助教会,引领女子,使之能得救主耶稣完满之生活而建设天国于世上。[10](以下简称一全宗旨)
第二次全国大会通过的宗旨是:本基督之精神,辅助发展各地女青年会并联络各国女青年会以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达,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11](以下简称二全宗旨)
女青年会两次全国大会通过的宗旨显示出它所确定的团体性质方面的根本差异。一全宗旨中,“俾得协助教会,引领女子,使之能得救主耶稣完满之生活而建设天国于世上”一语,除了表明专为“引领女子”以及将自身定位于教会之辅助机构以外,同一般基督教会的主旨并无显著区别。短短五年,女青年会的宗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协助教会”已被“服务社会,造福人群”所取代。同基督教的关系,已由实体性质的“协助教会”转变为抽象精神层面所秉持的内在信念,即“本基督之精神”。同其它社会团体在建立之时就提出团体宗旨不同,女青年会是在成立了相当一段时期后才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团体宗旨,所以,一全宗旨也意味着对女青年会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在此前活动实践的总结。然而,女青年会在进入民国后就已经开始了非宗教性的社会服务,并在进入二十年代后,这些社会服务事业有了迅速发展。而女青年会开展的这些活动,如体育、劳工、各种联谊活动、文艺团体等,其潜在的意识可能仍然是希望妇女通过这些活动而归信基督教,但并不是很刻意地去追求,即不再承担公开的传道任务,故而一全宗旨已难以适应女青年会的这一变化。同时,“五四”以来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二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也使女青年会有淡化其同基督教会之关联的必要,重塑形象,以此来获得更大的社会活动空间。所以,二全宗旨在社会政治气氛和女青年会自身转型要求的共同推动下应运而生,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得到坚持。
从宗教团体转变为社会公益团体,女青年会的转型十分成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除了抗战时期有所萎缩外,女青年会的事业总体上保持了比较强劲的发展态势。[12]虽然为了保持纯正的“基督精神”,女青年会的领导层基督徒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在女青年会的会员中,基督徒也占了相当的比例,但此时的女青年会已不再是一个宗教团体。作为社会公益团体的女青年会在以下两个方面显示出与宗教团体的根本差异:
首先,女青年会不以基督徒身份为会员资格,只需要认同会训及宗旨即可。而宗教团体一般情况下要求其成员是信徒。比如1948年上海女青年会职业妇女部事工报告中提到,该部有1057名会员,组织有六个小团体,成立年代最早的“友集”,其“理事中基督徒成份最高,60%左右。”[13]虽然不清楚这些会员中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比率,但可以明确的是,在职业妇女部的事工中,至少有超过40%的骨干是非基督徒。
其次,女青年会不以传道为其主要工作。任何宗教团体要维持下去,必须能够不断招募到新的信徒,这就需要宗教团体采用积极的方式宣传其教义,以吸引人们的加入。虽然女青年会的各项事业,或许可以视为“社会福音”,但本质上同纯粹的传教活动不同。所以,基督教团体本身也并不把女青年会视作同它们一样的宗教团体。例如上海女青年会宗教部1953年总结中提到,“过去传道人联谊会认为青年会从事非传道,不欢迎我们参加做他们的会员&S226;&S226;&S226;&S226;&S226;&S226;”[14]
虽然女青年会成功转型为一个社会公益团体,但由于女青年会毕竟是具有基督教色彩的团体,其会员中也有大量基督徒,所以举办宗教活动也仍然是女青年会的一个传统。但是在1943年以前,我们在相关资料中只发现一些零星的、小型的宗教活动,如查经、灵修等,这些宗教活动并没有成为女青年会制度化的重要工作。较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出现在1943年,这年由上海男、女青年会与国际礼拜堂联合举办学生礼拜,以“引导学生认识基督,认识真理,认识时代,立志献身”。[15]礼拜后有灵修、查经等活动,但同时更有读书、墙报、体育、交谊、旅游活动,基督教节日期间,学生礼拜堂也举办较大规模的音乐崇拜、烛光礼拜等。其后,学生礼拜会堂又组织了比较丰富的团契,因此学生礼拜堂吸引了大量青年(陈善祥,1996)。这应该是女青年会转型后参与组织的最纯粹的、最为制度化的宗教活动。但学生礼拜堂只是女青年会众多事工中的一项,更多地体现着女青年会(包括男青年会)组织青年学生喜欢闻乐见的活动之能力,国际礼拜堂显然才是这个纯粹宗教活动的基础。
事实上,学生礼拜堂只是男、女青年会在抗战时上海沦为孤岛后,在严酷的环境中组织青年的一种方式。由于学生礼拜获得青年学生好评,因此在抗战胜利后又沿续下来。虽然有学生礼拜这样的宗教活动存在,但女青年会是独立于教会的,并且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比人们想象中的要疏远。1953年女青年会总结中称:“由于我们过去和教会的隔阂,因而造成一般教会对我们的印象是态度高傲,宗教生活较不注意&S226;&S226;&S226;&S226;&S226;&S226;”[16]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女青年会中的基督徒会员可能同自己所属的教会有个人性的宗教生活联系,但女青年会作为一个团体,除了同个别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外,总体上同宗教界保持着一定距离。
因此,通过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女青年会历史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说,女青年会在1949年以前,已逐步转型成为一个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社会公益团体。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社会公益团体的存在目的与价值,在于向不特定的社会成员提供服务与产品(这里的产品与服务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是“社会面向型”的社团,其资源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宗教团体虽然也会从事一些公益性事业,但其本质上是互益型的团体。互益型团体的资源基础主要限于其内部成员,受益者也主要是内部成员,可称之为“成员面向型”社团。(褚松燕,2003;王名等,2001:17)宗教团体是典型的互益型团体,它向其内部的宗教信徒提供各种宗教服务,以满足信徒宗教生活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女青年会被重新界定为宗教团体,开始了从社会公益团体向宗教互益团体的再次转型。
 
二、从公益团体到宗教团体:五十年代女青年会的初步转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权组织建设和社会重组。对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团体,新政权集中在1950年至1953年期间进行了清理整顿。除了一些已自发解散的团体外,对其它的团体分别按照新的价值判断进行选择性处理。那些不符合新价值判断的组织和团体,被当成“封建组织”或“反动组织”而被取缔,那些符合新价值判断的,则在党的领导下改造成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团体。1953年以后直到1966年,一些学术性团体、文艺类团体逐步建立起来。总体而言,建国后到文革以前,新成立的社团为数较少,主要是在科技和学术领域中,经由政府倡导和支持建立的一些团体,在其他许多领域内大多不再有民间性质的社团存在(王颖等,1993:31;;王名等,2001:57)。
部分民间团体改造后性质发生变化,不再属于民间社团,如一部分政治性较强的社团演变为民主党派;再如旧的商会自然解体后,1950年起陆续建立了工商业者联合会,主要是为团结和教育工商业者而设,后也参加政协,起着与民主党派相类似的作用,而与作为民间社团的旧商会在性质与功能上迥然不同(朱英,1999)。还有一些社会公益类的社团则被合并到人民团体中去。比如在上海,解放前成立的妇女生活互助社、妇女生产协进会等六个妇女团体合并组织成上海市家庭妇女联合会,成为上海市民主妇联(筹委会)的团体会员,1952年与民主妇联联合办公,并最终于1955年撤销,完全融入民主妇联中去。[17]而女青年会(以及男青年会)则在这次清理整顿中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女青年会能在新社会中继续存在,除了成立以来致力于妇女德、智、体、群四育发展、服务社会、开展大量社会公益事业,各项事工卓有成效,获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外,解放前同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并因此获得中国共产党高层比较正面的评价。李德全在1949年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就肯定了女青年会的工作:“国统区各民主妇女团体,做了一些民主活动、社会福利、女工教育、文化事业等工作。如女青年会、妇女节制会、现代妇女社等&S226;&S226;&S226;&S226;&S226;&S226;”[18]周恩来在1950年关于基督教的四次谈话中也谈到:“自五四运动以来,基督教里面有进步分子,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是同情中国革命的。比如大革命时期,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中的进步民主人士,曾掩护过一些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9]因此,女青年会在政治上获得的肯定是它继续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
政治肯定只是女青年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女青年会没有如同其它公益团体一样被融合到其它组织中去,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女青年会此时已被国家视为一个宗教团体,因而被纳入国家宗教政策保护与调整的领域内。周恩来在1950年5月6日的谈话中指出:“宗教界(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在内),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应该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就应该在民主与爱国的:立场上,健全自己,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20]在这个谈话中,基督教男、女青年会被归属于“宗教界”。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对天主教、基督教问题作出了指示,男、女青年会宗教团体的性质在文件中得到明确:“基督教则组织上不统一,分成许多派系,&S226;&S226;&S226;&S226;&S226;&S226;并有青年会、女青年会为其外围团体。”[21]女青年会虽然只是被认定为“基督教的外围团体”,但其宗教团体的属性是再为明确不过了。1950年9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52次政务会议通过《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规定了新中国存在着六类社会团体:人民群众团体、社会公益团体、文艺工作团体、学术研究团体、宗教团体、其它适合于人民政府法律组成的团体。基督教男、女青年不再归属于社会公益团体,而以宗教团体的身份继续开展活动,并分别成为青联和妇联的团体成员,接受这两个人民团体的领导。
女青年会领导层很快接受了团体性质的这一转变。1951年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对女青年会性质的说明是:“(女青年会)它是整个妇女运动的一部分,是民主妇联领导的团体会员,它是一个基督教团体,但也是一个社会服务团体,参加做会员并不一定要入教。”[22]同年,上海女青年会对自身的团体性质与工作方针也作了进一步明确:“上海女青年会是一个基督教团体,和教会一起共同推动当地三自革新运动是女青年会应尽的责任,同时女青年会也是一个妇女团体,应在民主妇联领导下根据分工配合的原则,做好妇女工作&S226;&S226;&S226;&S226;&S226;&S226;所以根据女青年会团体的性质,&S226;&S226;&S226;&S226;&S226;&S226;我们明确了三自革新工作和妇女工作都是我们的主要任务。[23] 在这两个说明中,虽然按照以往的传统,女青年会社会服务团体或妇女团体的“宗教外”身份仍然予以重视,但“基督教团体”的新身份显然已被接受。
在思想认识上接受这一转变以后,女青年会对内部组织机构以及同教会的关系作了重要调整,至五十年代末,初步实现了向宗教团体的过渡。
(一)内部组织机构调整。由于女青年会的普通干事们 “对女青年会转变为团结基督教青年及受教会影响的中上层妇女为主要对象,这一点是明确的,但到底怎样搞,为何要搞,搞了以后女青年会的前途如何,是很模糊的,因此对工作前途看不见。&S226;&S226;&S226;&S226;&S226;&S226;对女青年会的领导感到不明确,常觉女青年会工作分散,各自为政,看不见女青年会集体作用,自己在女青年会可发挥什么作用也感觉不到,特别是非基督徒,看不见自己工作的意义&S226;&S226;&S226;&S226;&S226;&S226;”[24]因此,1952年11月10日至12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召开事工研究会,除11位主要干事外,青联、华东青委及女青年会全国协会都派人参加,一方面通过学习,“使同工们认识女青年工作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也是青年运动的一部分。当前中心任务是推动三自革新运动,团结基督教青年及受教会影响妇女为主要对象。”[25]另一方面,对新形势下各项事工作了研究布置,更重要的是调整了女青年会的内部机构设置,“会议对今后工作分为三块:成立宗教部包括推动三自革新工作、基督教青年、基督教妇女工作。会员部包括受教会影响家庭妇女、会所班级工作、图书馆。总务及附属事业部包括二个宿舍及二个托儿所的领导联系工作。”[26]而此前的1951年,女青年会内部机构设置是:
 
成人教育部
1)学习讲座
2)中上层家庭妇女学习小组,现已发展到六小组,每组平均二十人左右
3)缝纫裁剪学校及簿记会计补习班等
4)缝制生产工作
5)合作社
宗教教育部:联系各教会妇女团契,协助她们推动工作,并展开基督教三自运动的教育,
学生部:推动基督教学生学习工作,并协助同学的文娱活动
劳工部:有女工夜校二所,共有女工同学五万余人,夜校直接受教育局社教处领导
托儿所:有托儿所二处,共有托儿两百余人。
宿舍:有宿舍两所,主要为职业妇女服务,现有旅客七十余人
会员服务工作:经济食堂,浴室,图书馆与球场等。[27]
 
事实上,1951年时女青年会的内部机构已比其全盛时期大幅精简,原来的家庭妇女部、职业妇女部、少女部等已于此前被撤并。1952底机构调整以后,取消了保留下来的成人教育部和学生部,其承担的部分工作并入会员部和宗教部,原来独立的托儿所与宿舍工作并入总务及附属事业部。而原劳工部的两个女工夜校已于1952年4月22日正式移交给江宁区第四、第六职工业余学校,[28]因此劳工部的活动在这次机构调整之前已自然停止。组织结构的变化反映了工作宗旨与活动内容的变化,女性基督徒、受基督教影响的妇女成为女青年会联系与服务的主要对象。
(二)同教会关系的改善。随着事工对象向宗教界倾斜,女青年会同教会的关系也有了重大改善。1953年女青年会宗教部的总结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
 
宗教部的总结[29]
 
主要是协助教会展开经常性的学习运动,因而与上海的教会团体(圣公会、传道人联谊会、青工团契等)和教会工作人员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和教会群众(信徒)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见面,这样就给我们继续扩大教会青年工作和开展教会妇女工作提供了条件。
教会妇女工作方面,在五月征求会员时,有意识的通过本会的董事、干事、教会的女传道和牧师太太征求了七十个新的基督徒会员。通过八月十六日上海基督教三自革新学习班,两位宗教部干事参加,在三个月集中学习中,加强了同学习班中十七位女传道的团结与了解,结束后与女传道每月聚会一次。此外我们与教会的联系,自去年九月份起中华基督教会?人堂妇女团契邀请我们每月一次去他们那里,帮助他们政治学习。&S226;&S226;&S226;&S226;&S226;&S226;圣诞节时?人堂、圣彼得堂??堂等有的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筹备工作,有的要我们参加他们的节日演出,有的邀请我们的讲道,这表示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比以前是要紧密了一些
教会青年工作方面,女青年方面,由于我们个别的同工参加了自己教会的圣乐团,所以是团结了一些青年。我们通过青工动员了各堂青年约150人参加了民青联举办的夏令营。圣诞节音乐崇拜,从十月起,同各堂牧师青工一起筹备,参加音乐崇拜的礼拜堂有30个,青年310名。比以前二次都多&S226;&S226;&S226;&S226;&S226;&S226;
收获:扩大了我们与教会、教会工作人员和教会群众(主要是青年和妇女)的团结而进一步改善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使我们开展了一些教会妇女的工作。比如在过去教会很少女青年会活动,也很少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是在??感恩??会,很多女传道带领了她们的家属和信徒来参加,并且在圣诞节时还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活动,讲道。再有过去传道人联谊会认为青年会从事非传道,不欢迎我们参加做他们的会员。现在他们不仅欢迎我们宗教部干事参加,并且这次改选时,还选黄坚如做他们的执委。这说明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比以前是要好得多了,这对我们以后工作的扩展是有很大帮助。
&S226;&S226;&S226;&S226;&S226;&S226;但在今年开始的教会妇女工作,对我们来说还是件新工作通过最近几个月的活动和工作,我们总结摸索了一些不成熟的经验,同时对她们的思想、活动和兴趣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经验教训:&S226;&S226;&S226;&S226;&S226;&S226;由于我们过去和教会的隔阂,因而造成一般教会对我们的印象是态度高傲,宗教生活较不注意,虽然通过最近一二年的接触与活动,他们已逐渐消除了一些对我们的成见,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更注意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宗教生活,经常参加自己礼拜堂的礼拜,同时又要热心参加教会的一切活动&S226;&S226;&S226;&S226;&S226;&S226;我们还要以教友的身份协助教会事工活动的开展。
 
这份总结充份说明女青年会已经开始适应并有意识地进入“宗教团体”这个新角色,由以往同教会有“隔阂”的世俗社会公益团体向基督教界的内部团体转变。除了承担协助三自革新运动的重大政治任务外,也参与普通的、常规性的教会事务,如筹备新堂、讲道、组织音乐礼拜等,开始“热心参加教会的一切活动。”所以,到五十年代中期,女青年会通过调整组织机构、改善同教会的关系,初步实现了向宗教团体的转型。但此时,女青年会仍然承担以往的一些社会服务性事工,工作对象除了女性基督徒外,非信徒仍然占有一定比例。
 
三、六十年代初的女青年会:完成向宗教团体的过渡
 
新中国成立后,女青年会面向社会的事工,有相当部分已由其它组织和人民团体吸纳,女青年会自身已不再承担这些工作。比如女青年会的劳工事业,就已经转移到工会及各级党团组织和人民团体中,因此女青年会劳工部在解放后范围缩小到两所女工夜校,但“解放后由于学生政治觉悟的提高,加紧发展生产,维护工厂,加以各大厂纷纷成立工会组织及厂校,致使夜校经费困难,师资不足。”[30]“两校在解放初有学生四百多人,除产业女工外,尚有部分家庭妇女及失业女工,学校业务方面均接受教育局社教处领导。1950年8月以女青年会经济困难接受纺织工会津贴,学生对象多系纺织女工。”[31]两年后的1952年移交给政府所办的职工业余学校,劳工部亦自发取消。
但女青年会毕竟有近半个世纪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活动组织经验,因此在五十年代上半期,仍有部分事工继续由女青年会组织进行,如图书馆、技能培训班、文化补习班、体育及文娱活动等,不少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两个幼儿园更是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同时,在这一时期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女青年会也通过这些社会服务和事工,配合政府进行宣传、组织与动员,成为民主妇联的有力助手。女青年会这些面向社会、面向不特定“服务对象”的事工一直保留在1957年前后,此后,随着中国 “总体性社会”逐步确立,城市社会的“单位体制”逐步形成,女青年会的这些社会面向的事工也渐次剥离,其工作对象越来越向基督教内部的女信徒集中。因此进入六十年代后,女青年会成为单纯为基督教服务的宗教团体,保留的各项事工除极个别者外,不再向外部非信徒开放。
“总体性社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资源总量短缺的情势下,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模式。在城市中,总体性社会由单位体制所支撑,从而使国家意志通过单位而贯彻到城市基层,实现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与掌握。单位体制的组成部分除了城市国家机关与企事业单位外,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是重要辅助成份。总体性社会依靠单位体制实现了国家对城市社会的行政网络管理。(孙立平,1999;康晓光,1999;路风:1989)女青年会在五、六十年代总体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完成了向宗教团体的最终过渡。
五十年代上半期,女青年会的社会事工一度出现“生机勃勃”的景象,一方面是由于党和政府把“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列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定为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的政策,同时广泛地、多次重复地宣传这项政策,使全体教徒和不信教的人们联合起来,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32]因而女青年会的各项活动处于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而另一方面,总体性社会在此阶段还没有完全形成,城市社会中还存在大量没有被整合进单位体制的个人,而单位体制本身虽然已部分地建立起来,但还没有获得其成熟阶段满足其成员几乎所有需求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妇女工作也需要女青年会这样有丰富组织经验的团体来参与。邓颖超在1949年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S226;&S226;&S226;&S226;&S226;&S226;&S226;&S226;城市妇女工作成为当前新的重要课题,所以当前妇女工作要在不忽视乡村妇女工作条件下,以城市妇女工作为重心。其工作对象应以先进阶级的女工为主,团结其他劳动妇女,争取女知识分子,及其他各阶层妇女。”[33]所以这一时期女青年会除了面向社会举办各种活动和技能培训外,配合民主妇联组织和联系中上层妇女和家庭妇女也成为一项重要工作。
1953年女青年会征求会员时,明确“征求会员对象主要是一般尚未参加组织,未实际参加社会活动和需要女青年会服务而愿意参加为会员的家庭妇女,并指出了重点是征求中上层妇女,”[34]目的在于“要通过这次征求会员运动,扩大我们所团结的对象,并进一步把她们组织起来,巩固已有的组织,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她们的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培养她们的工作能力,使她们在祖国建设中也能尽一份力量,”[35]通过女青年会组织中上层妇女,效果是很明显的。女青年会在总结中称:“因为上海过去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集中的地方,尤其是中上层妇女的头脑中充满了资本主义殖民地思想,因此解放四年来仍有许多中上层妇女从未参加任何组织,且对参加组织还存在些疑虑。这次动员她们出来主要是时代的进展和老会员与她们的个人关系。有一位新会员参加欢迎新会员大会后说,原来开会是这样开心的,过去我一听到开会就害怕。这说明接近这样一些群众,内容轻松的会议还是可以引用的。”[36]除了中上层妇女外,女青年会还把部分一般家庭妇女组织起来,为她们举办一些文化补习班和缝纫、财会等技能培训。
由于女青年会在团结与组织没有参加各种企事业单位和居委会工作的家庭妇女方面成效显著,因此,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1955年确立了女青年会的方针任务:“一方面继续积极参加三自爱国运动;一方面在中上层家庭知识妇女、基督教妇女中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提高热爱祖国的觉悟,使她们能直接地为祖国建设服务,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鼓励她们展开一些有益于妇女群众的社会服务事业。”[37]女青年会的工作得到了妇联的肯定,1957年市妇联联络部的报告称:“女青年会在团结上层妇女中尚能起一些作用,她们的活动方式比较正规化、较多样化,一般适合资产阶级太太的胃口,上层妇女会员大都是一些落后的不愿参加地区活动的妇女,这些人中很多是受欧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较深的资产阶级家属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属,&S226;&S226;&S226;&S226;&S226;&S226;&S226;一般对新社会有不满情绪,不愿和劳动人民接近。女青年会对她们是从兴趣方面吸收入会,然后用报告会和学习小组方式逐步进行政治教育。[38]
但是,到1956年时,单位体制所需要的制度因素在全社会范围内基本具备,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由单位体制所支撑的总体性社会已初步形成。单位承担起劳动者永久就业和福利的责任,国家通过单位对社会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党组织通过单位延伸到一切社会基层组织,单位成为劳动者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主要场所,而城市街区也成立了体现国家权威的居民委员会,对没有单位的成年人如待业青年和家庭妇女等实施管理。(路风,1993
此后,总体性社会真正确立起来。这对女青年会的影响十分重大。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19629月北京工作座谈会上承认,1957年以后,“广大社会青年和家庭妇女纷纷走上工作岗位,以高度的热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S226;&S226;&S226;&S226;&S226;&S226;&S226;&S226;原来参加男女青年会活动的许多社会青年和家庭妇女就不来了,我们以这些人为主要对象的工作也就必然减少或停止。”[39]由于工作内容的减少,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和上海市会从195971日起实行联合办公。在联合办公以前,上海市委统战部王致中副部长就此事而与四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男女青年会以后的工作对象还是宗教界和中上层方面,固然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有人去了工厂、公司、机关、里弄,会有些影响,从全国一盘棋看,变化不大,但从局部看,可能阵地缩小了。工作对象还在,需要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有工作可做,工作不象以前那样大了,但还是有工作可做,对象、工作方式或方法要改变。[40]
如果说此前女青年会的主要工作对象即中上层妇女和家庭妇女中,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的话,那么,王致中副部长谈话中所说的“工作对象还在”,对女青年会而言,实际上就意味着女基督徒了。也就是说,女青年会的工作对象越来越集中到基督徒身上,其宗教团体的性质越来越明显了。
19624月,女青年会在上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女青年会是否可配合妇联作非教徒中上层妇女工作?[41]这说明,非教徒妇女已不再属于女青年会的工作范围。196264日中央统战部、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联合发文,提出了关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工作的几个具体意见,在工作对象及内容方面,文件指出:“保留下来的男女青年会,可视条件与可能在上层教徒和一些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的家属、退休的教牧人员及其家属以及一些社会青年和基督教青年中适当开展一些工作,例如:组织学习会、座谈会、举办一些社会服务事业(如文化补习班、缝纫训练班、图书阅览室、托儿所等)和适当开展一些文化体育活动。”[42]
同年914日,中央统战部张执一副部长对男、女青年会的工作作了更为具体的明确:
 
男女青年会可以根据当地主客观条件的需要和可能,对有联系的基督教人士,基督徒中的社会青年、中上层家庭知识妇女开展活动。青年会经常联系的对象,是与基督教有关的社会青年,而不是一般的青年。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的青年,就不要去联系,因为这些地方,已有党团组织、工会、行政在进行工作,如果这些机关&S226;&S226;&S226;&S226;&S226;&S226;&S226;的青年愿意来青年会做你们的朋友,那是可以的,但是你们不要到那里去,可以“来而不往”。
青年会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根据主客观条件和社会需要,适当地举办一些社会服务工作,如文化补习班,托儿所,缝纫班等。但一切社会服务事业都要根据现有的人力财力来办,不要依靠国家补助&S226;&S226;&S226;&S226;&S226;&S226;&S226;一般青年要求参加青年会服务性的活动,如阅览室、各种补习班等,不应当拒绝,但不要当作经常联系的对象。[43]
 
虽然在张执一副部长的谈话中,要求男、女青年会不要再联系一般社会青年,但事实上,自1957年起,非基督徒就已经不再是男、女青年会的主要工作对象。当然,这同1957年以来的政治气氛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社会对宗教的负面评价有关,但1956年起总体性社会的确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既然女青年会的服务对象已完全排除了一般社会青年,这也意味着它的社会服务工作主要是向基督徒提供了,而非信徒与女青年会的关系则是“来而不往”的。所以,大至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女青年会真正在现实的意义上转变为宗教团体,并以这一身份存续到文革开始。邓颖超1962年在男、女青年会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用作对女青年会团体性质的最后总结:“根据国家政策,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有人信仰基督教,就需要一个为他们服务的组织,&S226;&S226;&S226;&S226;&S226;&S226;&S226;[44]
 
四、结语
 
    女青年会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就被界定为宗教团体,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才真正完成了从社会公益团体到宗教团体的转型。这一过渡是通过组织结构的调整、同教会关系的改善、服务对象的变化以及各项事工的内部化实现的。五十年代上半期,女青年会已经根据团体性质的转变调整了内部机构,并有意识地密切了同教会的关系。而整个五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初,女青年会的服务对象逐步向女性基督徒集中,从最初不强调宗教信仰地联系中上层妇女和未组织起来的地区家庭妇女,到受基督教影响的家庭妇女,最后落实在“基督徒中的”社会青年和中上层家庭知识妇女这类群体之中。当然,除了这部分对象外,教会中的女传道和女同工是女青年会的天然联系对象。虽然没有这一时期女青年会会员信仰状况的统计资料,但通过以上分析,有理由相信,到六十年代初时,女青年会的会员基本上是以基督徒为主体了。相应地,女青年会在解放后保留下来的若干向社会开放的活动,如技能培训、文娱、旅游、阅读等等,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步转为专向其基督徒会员提供。进入六十年代后,配合三自革新运动的组织与宣传、学习,协助教会开展宗教活动已成为女青年会的事工重点。因此,当女青年会服务对象转变为基督徒后,在其内部三个工作机构中,除了(总务与)附属事业部的幼儿园和女工宿舍仍然向社会提供服务外,会员部与宗教部的工作大体上已经限定在基督教内部。
    女青年会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界定为“宗教团体”,并经历十几年的时间完成向宗教团体的转型,对女青年会而言具有近乎悖论的双重意义:
一方面,女青年会由社会面向型的公益团体演变为成员互益型的宗教团体,使其活动空间大大缩小,影响力限制在宗教领域,以至于一度几乎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1962年全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座谈会上提到:“一九五八年以后,由于各地教会大都进行了联合,个别地区的男女青年会,在人事、经济、行政等方面,也都“统”到“三自”机构内,男女青年会的工作人员除了担任“三自”机构的事工外,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活动。另外一些市会,虽然在人事和经济上是分开的,但除了参加“三自”的活动以外,本身也很少活动。[45]
而另一方面,五十年代末中国总体性社会初步形成,并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下,女青年会得以保留,无疑也得益于其宗教团体的身份。总体性社会中,城市单位体系吸纳了几乎所有社会因素,导致社会的萎缩,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使民间社会的各种团体失去了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刘建军,2000189;朱英,1999)。而女青年会由于其特殊的宗教服务功能终获保留。六十年代初,国家肯定了女青年会作为宗教团体而存在的价值,纠正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偏差:“保留下来的男女青年会应该有自己的机构,相应的专职工作人员&S226;&S226;&S226;&S226;&S226;&S226;&S226;及适当会所,&S226;&S226;&S226;&S226;&S226;&S226;&S226;两会除本身会务外,应协助、配合当地基督教三自爱国组织进行有关三自爱国的工作。但是各地三自爱国组织应该承认两会在人事、经济和会务上的独立性,不要包办代替,更不应把两会当作自己的附属机构。[46]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文革的爆发,以至于作为宗教团体的女青年会同其服务的宗教一起遭到灭顶之灾的话,女青年会将继续以这种形式存在下去,等待总体性社会的松动,在国家与社会的功能性分离中重新拓展其活动空间,恢复社会公益团体的身份。有意思的是,文革以后女青年会在国家落实宗教政策中恢复活动,并再次开始了从宗教团体向社会公益团体的转型。
 
参考文献:
1、上海档案馆档案:B105-1-1098B105-5-591C31-1-323C31-2-1139C31-2-1142U121-0-5U121-0-6
2、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藏:《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48
3、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
4、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5、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7、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三期,总第八十一期
8、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
9、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11月,总第5
10、朱英:《20世纪中国民间社团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华中理工大学学报&S226;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总第44
11、禇松燕:《关于互益性社团的“公益效应“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
12、陈秀萍编著:《沉浮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
13、罗竹风、陈泽民编:《宗教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4、王颖,折晓叶,孙炳耀:《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
15、刘健清撰:《社团志》,刘泽华主编《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6、孙立平、晋军、何江穗、毕向阳:《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7、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8、刘建军著:《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19、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0、孙尙杨著:《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原文发表于陶飞亚主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圣山网转自作者博客:http://rexhuanghb.blog.hexun.com/20887294_d.html
 
 
 


[1]具有代表性的是陈秀萍的著作。她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大背景下考察五、六十年代男、女青年会的命运,并以“生机盎然的五十年代”和“窒息的60-70年代”两个章节对之作出概括。参见陈秀萍编著:《沉浮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8-162页。此外,一些统战史、青运史、妇运史的著述,以及个别女青年会领导人和会员的回忆录,对女青年会在五、六十年代的活动亦有简略的涉及。
[2]同其它民国时期团体性质相对比较清晰与明确的社团相比,女青年会的团体性质比较模糊,作为一个秉承基督教理念的社会公益团体,很容易给人以“宗教团体”的印象。因而,解放后国家据此很自然地把女青年会(包括男青年会)界定为“宗教团体”,从而使女青年会的活动领域、服务对象及其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3] 组织身份或组织识别(organizational identity)是当代组织研究中相当重要的领域之一,它与组织性质、组织文化以及组织成员的认同之间有复杂的关联。限于本文的性质,不便展开系统的论述。在此,可以用一个日常的事例来加深理解。比如,学校与研究所虽然都可以既培养学生,又从事研究工作。但前者主要的主要身份是育人机构,后者的重点则在研究。如果抽离甚至只是淡化了育人的身份,学校必将转型,或是关闭或是转为其它性质的组织。因为两者的运作逻辑是不同的,虽然它们的事业中可以包含相同的成份。在组织所拥有的多重身份中,判断哪一个是核心身份,可以假设去除某个身份时,这一组织是否还能保持原有的存在状态。在一般情况下,组织身份的模糊并不引起严重的问题,相反,它还是组织应对复杂环境的一种策略。但当组织处于危机中,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组织身份问题就凸显出来。
[4] 陈善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八十年》,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三期,总第八十一期,,第276页
[5]陈善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八十年》
[6] 夏洋:《上海女青年会对于社会的贡献》,《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48
[7]夏洋:《上海女青年会对于社会的贡献》
[8]孙尙杨著:《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9]罗竹风、陈泽民编:《宗教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2页。
[10]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记录》,上海档案馆档案U121-0-5
[11]《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二次全国大会记录》,上海档案馆档案U121-0-6,
[12] 女青年会的各项事工,以及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活动,如劳工事业、平民教育事业、各种青年团契等在相关著述中有比较详细的阐述,本文不再赘述。
[13]徐学海、邢洚:《上海女青年会职业妇女部事工报告》,《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48
[14]《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十二月女青年会各部总结》,上海档案馆档案C31-2-1142
[15] 陈善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八十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285-286页
[16]《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十二月女青年会各部总结》,上海档案馆档案C31-2-1142
[17]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4页
[18]李德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妇女运动报告---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49年3月26日),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374页
[19]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81页。
[20] 同上,第182页
[21] 《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一九五0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8页
[22]《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征求会员总结》,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2-1142
[23]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征求会员总结》,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2-1142
[24]《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事工研究会总结》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2-1142
[25]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事工研究会总结》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2-1142
[26]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事工研究会总结》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2-1142
[27]《女青年会概况(1951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2-1142
[28]《女青年会第一、二女工夜校移交清册》,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5-5-591
[29] 《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十二月女青年会各部总结》,上海档案馆档案C31-2-1142
[30]《上海女青年会主办女工夜校总登记表及学校情况》,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5-1-1098
[31]《女青年会第一、二女工夜校移交清册》,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5-5-591
[32] 陈秀萍编著:《沉浮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9月,第157页
[33]邓颖超:《中国妇女运动当前的方针任务报告----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49年3月26日),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366页
[34]《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征求会员总结》,上海档案馆档案C31-2-1142
[35]《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征求会员总结》,上海档案馆档案C31-2-1142
[36]《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征求会员总结》,上海档案馆档案C31-2-1142
[37]《全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工作座谈会计划(962628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 C31-2-1139
[38]《上海市妇联联络部:对加强女青年会工作的意见》,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1-323
[39]《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工作情况的综合汇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 C31-2-1139
[40]《王致中付部长和四个青年会负责人谈话经过(195944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1-323
[41]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2-1139
[42]《关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工作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1-323
[43]《张执一付部长在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1-323
[44]《邓颖超大姐的讲话(1962915日上午)》,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1-323
[45]《全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工作座谈会计划(1962628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 C31-2-1139
[46]《关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工作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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